11月3日下午在六教，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龙登高做客新人文讲座，以“制度体系中的传统士绅与基层治理”为题，为200余名线下及线上师生诠释士绅在传统中国的公共品供给与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制度基因与文化基因。 讲座伊始，龙登高指出“士绅”长期被学界视为传统中国基层秩序与社会治理的核心，但是从制度层面系统揭示士绅行为的研究仍有不足。士绅是与科举制、文官制和民间组织相配套的制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士绅增强了科举杠杆，成为文官的后备与补充力量，提升了国家能力。士绅作为文官体系和基层社会结构的中介，以高于普通百姓的社会地位，成为基层社会重要的参与、领导力量。权力机构通过士绅间接渗入基层，从而维持大一统。士绅在享有称呼、服饰、官方典礼、家族祭祀等社会地位和经济特权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对士绅群体有激励与约束机制。龙登高也深入分析了士绅为何从世人眼中“德隆望重，为民表率”形象蜕变为“刁绅劣监”“土豪劣绅”形象的制度变革因素。 龙登高认为，士绅是基层与民间制度的建设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士绅通过创建和领导民间组织供给公共品。民间组织管理和运营能够有效解决士绅作为自然人占用公共资源的合法性问题，缓解士绅作为自然人的天然限制，提升公共品供给的效率，士绅通过民间组织建立起公开透明的治理模式，使得公共品的运营能够长期存续；二是，士绅与民间组织可以有效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独立的法人产权制度（时称为“公产”）保证了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持续性与稳定性，并赋予其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三是，制度化的民间组织以其公开透明与权责分明的治理模式，形成了激励与约束机制，具有一定的活力和拓展力。 龙登高最后提出，对于20世纪中国史观中“传统中国只有人治、德治，缺乏制度规约，因而其治理是随性的、不稳定的”等认识偏误，我们要正本清源。一项制度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而是需要有相关制度与之配套，相互制约与配合才能共同发挥作用。一旦缺乏配合与制约，这项制度可能走向其设计初心的反面。同一个群体，在合理的制度体系中，在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下，可以堂堂正正地发挥作用，而一旦其制度体系消解，就可能走向其反面。因而，制度遗产不可再现，但反思其渊源流变具有理论价值，也不乏现实意义，尤其是民间自组织力、制度化、市场化的历史要素已沉淀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与制度基因中，在当前市场经济建设中仍然具有影响，成为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之源。 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龙登高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如何看待不同朝代士绅差异性、民国时期地方治理、江南市场研究方法等问题。 本场讲座是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中国史系列讲座》第十讲，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历史系程钢副教授主持并点评。（来源：清华大学）